千帆过尽，壮志不已。革命前辈在西南边陲创造的光荣，激励着今天奋斗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共产党人，他们以坚定的政治定力和精神韧性，积极投身边疆一线当尖刀、打突击，争创“第一等的工作”，成为铆在新时代钢铁边防线上的一颗颗“钢钉”。

文山州一位领导的一番话充满哲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辈栽下的大树早已根深叶茂。对于未来，我们就是前人。栽好强边固防这棵大树，让它扎根边疆，是我们这代人必须坚守的情怀与担当。”

栽树必扎根，而山岭之树的根必须扎得深而牢。

党建为先。筑牢基层党组织这个坚强战斗堡垒，州委通过选派第一书记、“条”“块”挂钩、派出工作队等形式，在140多个沿边行政村全部建立健全党组织，在边境自然村发展成立党小组，在边民散居的地段设立“党员中心户”“退役军人中心户”，建起一条坚固的“边疆党建长廊”。

创新为源。他们创新一系列以党建引领强边固防的新模式。如探索“国门大党委”，驻守边境口岸的党政军警民党组织实行共建，一起过组织生活，联手抓边境管控；将全州边境统筹细化为千余段，由1000多位“段长”逐级逐段负责，做到每一座界碑、每一条边疆便道都有具体的责任人。

发展为要。文山州在全面脱贫的基础上，通过实施培育致富带头人工程、引导相关企业入驻边境一线、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等举措，努力把边疆建成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窗口，“战斗堡垒村”“先锋模范村”“富裕美丽村”在边疆涌现。

心有所信，必能至远。在这片红色的边疆大地上，一个细节见证着红色血脉的传承——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召开的第二天，田家湾村全村人再次登上老鹰山，在山峰一侧，用山石镶嵌出5个大字：共产党万岁。

是的，当一种发自内心的信仰与热爱，其拥有者和传承者不仅仅是几个人，而是村村寨寨的老百姓，不仅仅是一段时间，而是穿越时空、绵延赓续，那么，我们将拥有的必然是千年梦圆。

文山州边境村寨的“界务员”为界碑描红。边富斌摄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国门、国土、国防、国家……

这些响当当的“国字头”词语，在边疆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每一个默默无闻的山乡百姓、村寨人家实实在在的担当。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远的不说，仅在那些年保卫边疆的战斗中，涌现于文山的铁血壮士、传奇英雄就有成百上千。

还有一个数字如山石涓流，难以统计——那些像土地一样朴实的边疆各族群众，平日里如同无名山岗、山野小溪，但当祖国需要的时候，他们总是义无反顾地汇聚起来，舍生忘死、向死而生，用热血来印证和注疏民族血性。

当然，我们依然记下了一些特别的数字——

在文山边防有100多位抵边而居的“界务员”，专门负责界碑及其设施的日常巡查管护，每位“界务员”都担负着护卫10座左右界碑的重任；

在文山边防一线，由9000多个边民自发组织的联防体，构成了“村村是堡垒、户户是哨位、人人是哨兵”的防控体系，被称为“流动长城”；

当地的退役军人自发组织数百个“老兵服务队”，在强边固防第一线，展现着退伍不褪色的为民本色……

恩格斯说：“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边防线上那些普普通通的人民群众，用行动告诉我们，什么才是他们为之奋斗的最高利益。

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麻栗坡县马崩村的苗族老共产党员王兴仁，家住界碑旁的半山腰上，从山脚到家有283级石阶，山高坡陡。但他再苦也不搬家，因为“搬了家就不方便巡边了”。王兴仁家所在的村寨，国境线长11公里。300余户苗族群众和他一道，日夜守护着矗立在边界上的16座界碑。

马关县罗家坪村距离边境线仅1公里，村委会副主任熊光泽的奶奶是1950年入党的老党员，也是新中国第一代义务护边员。这位苗族女党员当年护卫界碑的事迹，作为一段传奇流传至今。熊光泽的奶奶去世后，熊光泽的父亲接了班，成为第二代义务护边员。现在，熊光泽是家里第三代护边员。他自豪地说：“这里的每一座界碑，都是‘传世之宝’，守护界碑的责任已融入家族的血液之中。”

20多年前，麻栗坡县一个边境民兵哨所被调整成为一个人守护的点位。原先的哨所民兵罗洪军主动申请留下来独自守哨，同时承担12座界碑的巡查管护任务。20多年来，他坚守点位，并在当地群众中广泛宣传保护边疆生态、拓展脱贫致富渠道，多次受到上级部门的表扬。

富宁县的庙坝村拥有近20公里边境线，当地的38名党员自发组成一支“强边固防突击队”。边境线上哪里有需要，他们就第一时间出现在哪里，数十年风雨无阻……

宋庆龄曾这样描述英雄：“任何时代的英雄都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以惊人的忠诚、决心、勇气和技能完成了那个时代放在人人面前的重要任务。”

是的，生于斯、长于斯的边疆各族儿女，经历了历史岁月，创造着历史辉煌，英雄的称谓他们受之无愧。面对这些质朴而高尚、平凡而伟大的普通百姓、无名英雄，一句振聋发聩的话让人为之一振——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某边防连官兵和派出所警员、“界务员”研判边境管控形势。边富斌摄

强与富·远与近

■郑蜀炎

“惊回千里梦，魂断有谁听。”

边疆的历史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变迁，边防的强弱始终关乎国运的兴衰。采访文山边防的今天，话题总是要从昨天说起。

1730年，位于云南南部的一处边地疆域，由原先的“开化府”改名为“文山”，取的是“以文而兴山川”之意。显而易见，在古代官员和耆宿们看来，这个边疆州府已然是人文化成，不再是需以武备“开化”的蛮荒之地。

在其后的岁月里，边疆山野“儒雅”之气尽拂，科举大兴、儒学浸濡，礼乐之道和文德之教推而广之。这片僻远之地一时间文教之风大盛，府学和文庙处处可见，举人进士如雨后春笋……

文山之名就这样沿用下来了。当时的主政者或许是想表达一种美好愿望，但历史演变的内在逻辑并不因良好的期冀而改变，一个“文”字固然留下了历史陈迹，但因其局限性，终难承载“兴”一片山河的历史使命。

在随后的岁月里，这片土地上贫困闭塞、民不聊生的状况，印证了马克思当年对清政府闭关锁国的针砭：人为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结果只能是演奏了一曲“奇异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