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长期在江南的民间信仰体系中拥有一席之地。东汉时期成书的《吴越春秋》中已经可以窥见这种现象的源头。这是一部民间文人撰写的杂史，采信了许多传说、神异的内容，其中描写伍子胥的死亡，用了一种近乎浪漫的笔调：“乃弃其躯，投之江中。子胥因随流扬波，依潮来往，荡激崩岸。”而越王灭吴时，“望吴南城，见伍子胥巨若车轮，目若耀电，须发四张，射于十里。”可见早在整理吴越旧史的东汉文人笔下，就有了将伍子胥神格化的倾向。因为他的尸身被投于江水中，因此民众自然将其与江河联系起来，长江沿岸频遭水患的居民奉其为神，多设伍员庙祭祀，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事了。
《伍子胥传》之《立碑祭拜》手捏戏文 当代
传说伍子胥坟在吴中胥山，但全国各地都有伍员庙，以长江中下游为多，人们拜他祈求水域安宁。他又被民间敬奉为河神、雨神，一说端午节也是因祭祀伍子胥而设。六朝的《荆楚岁时记》中就写道，端午节龙舟竞渡“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 相比而言，伍子胥的确比屈原更契合端午节的气质。这本身就是一个带有祛禳、消灾性质的节日，伍子胥的传说更容易让人们形成祭祀的文化惯性，表达对神灵的敬畏，以保佑自己的生活。在隋唐之际，祭祀其的祭品中甚至一定要有牛和酒，可见伍子胥在民俗信仰中的地位。到了宋代之后，伍子胥被视作吴地的保护神，由此甚至衍生出了供奉伍子胥的土地庙。王安石也曾为伍子胥庙写过铭文，从他的《伍子胥庙铭记》中，我们还能一窥千年前祭祀伍子胥的盛况：“叹吴亡千有余年。事之兴坏废革者不可胜数，独子胥之祠不徙不绝，何其盛也！岂独神之事吴之所兴，盖亦子胥之节有以动后世，而爱尤在于吴也。后九年，乐安蒋公为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与为铭也。”
苏州胥王庙内主建筑申胥阁 图源：新华社(戚振林摄) 宋代距离吴亡已经过去了千余年，而千年之后的杭州百姓仍然会自发地翻新伍子胥庙，这份庙铭中，也见出了宋代的江南百姓对于伍子胥的崇敬。 三、伍子胥形象的流变 同样是先秦时期的忠臣，同样投水而死，屈原与伍子胥在民间信仰中的身份形成了非常有意思的对比——屈原称圣，而伍子胥化神。屈原是古代文人理想化人格的化身，他的忠是九死而不悔，是一种无害于他人的内在人格的悲剧。而伍子胥不同，伍子胥的性格中就带着巨大的破坏性。同样是死谏的忠臣，他人格的底色不是苦，而是睚眦必报的狠。“倒行逆施”与“日暮途穷”这两个算不上好词的成语，都是他的自况之语。
陈洪绶《屈子行吟图》木刻版画
为报恩报仇、尽孝尽忠，不惜为一杀百，生灵涂炭，这样的狠辣气魄是伍子胥的事迹能广为传播的原因之一。封建社会的民众深受上位者压迫，常常会陷入一种渴望复仇而不能的境地。因此人们对伍子胥是有着隐秘的向往和渴望的。渴望有这样的力量，渴望能够报复，渴望像他一样，不顾老父，不念幼子，为了达到报恩报仇的目的不在乎任何事，这种不在乎才能催生最强大的力量。
影视剧中的伍子胥 图源网络 而儒家文化是惧怕这种力量的，因此伍子胥的文化意象在后世也一直发生着隐秘的迁移。唐代的《伍子胥变文》中，尚在夸大伍子胥报恩报仇的事迹，甚至虚构了种种精怪鬼神之事，渲染其复仇的壮烈。但到了明清的文学作品中，伍子胥忠勇直谏的一面被日益放大，甚至成为了诗文中的一个忠臣意象，而其恩仇必报的一面却被淡化。他为吴国尽心竭力的动机被简化为一个“忠”字，这显然是一个有些戏剧性的论断——如果按后世的忠君观念论，楚国才应当是伍子胥的故国，他弃楚事吴，原本应算逃国之臣，又怎能以“忠”来概括他的一生行迹呢？ 后世的创作者显然也注意到了这种矛盾，因此也在采取各种方式试图弥合这种割裂感。例如孟称舜所作明传奇《二胥记》中，着重渲染申包胥、伍子胥这一对好友的冲突，用各为其主的价值观差异淡化伍子胥的狠戾；梁辰鱼的《浣纱记》则聚焦吴越兴亡之中伍子胥后半生的故事，略去了他弃楚奔吴一段，以此来塑造一个符合后世儒家道德规范的忠臣形象。 四、结 语 费孝通曾说，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是“差序格局”，人们的价值观倾向于为了集体牺牲个人，为了大集体牺牲小集体——为家可以牺牲个人，为国可以牺牲家，反过来则不行。但伍子胥似乎恰如他所言，是“倒行逆施”，恰恰反其道而行之的。他所作一切事情的动机都是为了报杀父之仇，报仇之后又报吴王之恩，为了这一仇一恩，他捐弃了生命中的一切，包括亲人、故国、安稳的生活、以及士大夫的道德标准。
苏州伍子胥像 图源：中国江苏网 在中国的历史中，似乎很难找到第二个这样的人物。能与之勉强一比的，大概也只有杀子的程婴了。而程婴也只赔上了自己儿子的性命，伍子胥的复仇，则牵连着几个国家的命运。他在士大夫的体系中，以一种游侠的态度生存，这也正是伍子胥传说的迷人之处。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中，讲述悲剧的审美机制时说：“（悲剧）始终渗透着深刻的命运感，然而从不畏缩和颓丧；它赞扬艰苦的努力和英勇的反抗。它恰恰在描绘人的渺小无力的同时，表现人的伟大和崇高。”这段话仿佛恰好能够成为伍子胥故事的注脚。
苏州胥门 图源：中国江苏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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