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山秀夫的《昭和64年》是本厚达640页的史诗级警察小说，电影版由阵容强大的卡司演绎，在日本分为上下两部上映。2016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中国观众则在大银幕上第一时间观看了超长的240分钟上下部合映。

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去世，改年号为平成，“翔子绑架事件”就发生在这短短七天里。绑架案最终以警方的惨败落幕，家人交出2000万日元的赎金，7岁的女孩雨宫翔子还是被撕票了。由于搜查人员的失误，没能录下凶手的声音，真凶逃逸，线索全无。此时媒体上都是昭和天皇驾崩的新闻特辑，绑架案悄无声息地被掩埋起来。即使仅有七天，对于亲历案件的人来说，昭和64年却始终没有结束，就是题名想表达的意象。

但《昭和64年》又远远超越了一个罪案故事。横山秀夫最擅长写警察，他的写法不是讲警察与罪犯的对决，而是从警察组织内部着眼，讲组织与个人的矛盾。电影版的原创结尾表现刑警对“将犯人捉拿归案”的执念，且不说被调动到宣传部门的主人公三上警官越权追踪凶手是否合理，这样的改编至少很不符合横山秀夫的风格。主题变味了，还浪费掉几个耐人寻味的伏笔，实属画蛇添足。

警察组织的等级森严，内耗严重，事件发生后习惯性地进入“黑箱”模式。不参与侦察、负责与媒体对接的广报室 ，自然就成了警察中的边缘部门，甚至是搜查科的眼中钉。

横山秀夫着力表现的始终是作为个人的警察，参办的案件对他们来说是一项工作，但又牵动感情。主角一般是干了十几二十年警察的中年男人，深知组织的严酷，谨慎处世，厌藏于心。而在冰冷的体制压抑下，仍然显示出人性善良的本质的时刻，正是横山秀夫的“硬汉”故事打动人心之处。

电影版《昭和64年》的主演佐藤浩市和身担后篇重头戏的绪形直人均出自演艺之家，两人的父亲分别是三国连太郎和绪形拳，都是昭和时期日本电影代表性的名演员。《昭和64年》作为一部大众电影，卡司豪华，又很“硬派”，警方有佐藤浩市、三浦友和、仲村亨、吉冈秀隆、柄本佑、泷藤贤一、椎名桔平、绫野刚、荣仓奈奈……记者团里有瑛太、坂口健太郎……随便哪个人都是能单独主演一部电影的级别。

2015年，NHK已经拍过一个5集电视剧版《昭和64年》，完全采用另一班人马，但在风格和时间容量上类似，重要的区别在于对结局的处理。翔子绑架事件的14年后，突然发生另一起极其相似的绑架案，两起案件的联系让14年前的真凶身份浮出水面。真凶身份揭晓，却没有定罪证据，原作在此戛然而止，留下想象空间。电视剧版基本忠实于原著。而电影版里的三上主动出击，给凶手设下圈套令其落网。这样的设置更改了主人公三上的个性，让他从一个总是关照着周围环境的典型日本人，变成了一个单打独斗的美式英雄。

上篇的高潮出现在三上与记者团对峙时，这也是最能体现三上的两难处境的一个场景。在一起交通肇事案中，警方以事主为孕妇为由，以“主妇A”的化名代称。这引起了记者团的不满。实际正如他们所料，隐藏真实身份的背后确实存在暗箱操作，保护肇事者的真实原因是由于她是公安委员的女儿。然而广报官三上与记者一样，对真相一无所知。广报官的分内工作只是做搜查科的传声筒，向公众传达真相则全凭个人良心。

因此，当被夹在刑警和记者之间的三上选择了追问上司并公布真相细节时，一下就赢得了记者团的信任，这一幕也打动了观众，一个做了二十多年警察的男人，冒着违背组织意志的风险，选择内心认定的正义，这种勇气，远远超过将凶手缉拿归案的英勇给人的震撼。

和警方表现出的犬儒相比，故事中记者形象要锐利得多。在群马县地方报纸做过12年记者的横山秀夫，写起记者总是能一笔入魂。记者团的领头秋山，在电影版和电视剧版里分别由瑛太和永山绚斗扮演，两兄弟前后饰演的这同一个角色，虽然是情节支线，仍然出彩。

《昭和64年》里，记者对警察的刁难，既有初生牛犊的骄傲，又有身在体制外的事不关己。即便客观上记者的追问成为了撬开警察组织铁板一块的契机，此时观者却是同情刑警和广报官三上的。媒体总是嘴上讲着真相和正义，其实全凭着好事的嗅觉，这之间的辩证法，通过两起绑架案体现得真实。而最终当三上对媒体赤诚相见时，记者们也被打动，警察与记者回归人与人之间最真实的交流形态。

另一条被电影弱化的线索是三上的同期警察二渡，即便在更为贴近原著的电视剧版里，这个角色处理得也不够好。三上与二渡在学校里曾是剑道部的伙伴，只不过主将三上的实力要强得多，二渡只是替补队员。然而同时进入警察局的两人此后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三上在不同的部门兜兜转的时候，二渡则一条直线向上晋升，到了有能力调动人事安排的位置上。只看电影，或许很难察觉这一暗笔，和这背后讨论的处世哲学，身在组织中，是应该圆滑为人、借力打力，还是守住自己眼中的正义，一根筋地执着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