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實現有原則高度的文明實踐

【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現代化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於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蘊含著文明的自覺，彰顯著當代中國的文明立場與文明主張。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文明是實踐的事情”。中國式現代化，事實上就是當代中國的文明實踐。與此同時，無論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還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都不是一般的實踐，而是有原則高度的實踐。隻有將中國式現代化理解為有原則高度的文明實踐，才能理解其本質，理解其在全球語境中的文明角色和世界歷史意義。

馬克思“實現有原則高度的實踐”的思想具有普遍意義

“實現有原則高度的實踐”是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就當時的德國提出的“解決辦法”、實踐任務——實現有原則高度的實踐，即實現一個不但能把德國提高到現代各國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這些國家最近的將來要達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從這一論述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實踐是有高下層次之分的，馬克思突出和倡導的是有原則高度的實踐﹔有原則高度的實踐本質上是一種革命，是對現存世界的批判與變革﹔資本主義“現代國家”的實踐未曾達到這樣的原則高度﹔這個原則高度說到底乃是人的高度，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個理論為立足點”﹔這個原則高度並非思辨的邏輯推演或應該確立的狀態，它具有現實的必然性，是現代國家“最近的將來要達到”的現實。

毫無疑問，馬克思當年提出的“人的高度”受到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深刻影響。但是，馬克思思想成熟后並沒有改變對實踐的原則高度的規定，而是將當時還比較抽象地理解的“人”推進到唯物史觀的“現實的人”﹔把“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個理論為立足點”改造為“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使“人的高度”具體落實到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未來社會將是“一個更高級的、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綜觀馬克思的論述，其“實現有原則高度的實踐”不僅強調人的高度，還突出一種世界歷史或全人類的視野，具有不朽的普遍意義。

眾所周知，中國近代以降是以文明蒙塵為代價而開始進入現代文明的。時至今日，我們可以運用馬克思的觀點說，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實踐要使我國的文明程度達到世界發達國家迄今未能達到的高度，進而從整體上引領人類文明進步。中國式現代化具有實現有原則高度的文明實踐的高度自覺，並將之作為當代中國文明實踐的本質性規定。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文明”的獨特理解具有“原則高度”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溯歷史的源頭才能理解現實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識當今的中國”。在中國，近代以來人們對“文明”的理解與日本學者借用這兩個漢字翻譯、指稱英文“civilisation”（美式英語為civilization）一詞有關。該詞詞根“civil”意謂“城市的”“公民的”，衍生出“開化的”“進步的”等意，與“野蠻”相對。當中國人自然而然地接受這一翻譯、指稱並用以展開自己的敘事時，會因漢語思維的“前見”而蘊含著中國傳統文化對文明的獨特理解。我們有必要回到傳統典籍中，將這種“前見”和獨特理解彰顯出來。

“文”在中國古代有文字、文採和紋理（規則）之意﹔“明”有光明、照亮、智慧之意。“文明”合用，在傳統典籍中有四處值得特別注意。一是《周易》說：“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裡強調人文效法天文，人道效法天道，在人類與自然萬物發生關系的過程中產生文明，文明即是要遵天文之時律，行其所當行，止其所當止，內修文德以化成天下。二是《尚書》稱贊舜帝：“浚哲文明，溫恭允塞。”唐代孔穎達對“文明”二字注疏曰：“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這從聖人美德的角度強調了把握與自然萬物的關系以照拂、教化天下生民之意旨。三是《周易》有“見龍在田，天下文明”之說。既是對萬物初煥光彩、文明初現的描摹，后也引申為一種理想的天下願景。四是《禮記》提出“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是故情深而文明”。這裡強調在推行禮樂教化時，情感越是深厚就越會鮮明動人——重情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特質。可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因人而文，因人而明，因人有止而文明，因人之性、情、德而文明，而且這樣的文明一開始就有著照臨四方、協和天下的理想。也就是說，中華民族基於生命實踐對文明作了人文秩序的初始理解，並在這種人文秩序中彰顯人的智慧、道德、情感和天下視野，體現出以人為本、天下大同的文明觀。

這種鮮明的人文精神和天下情懷，成為中華文明區別於其他文明的重要標識。西方學者韋伯和帕森斯都指認，西方文明側重於理性地控制世界，中華文明則意味著理性地適應世界。心理學家榮格揭示了中國“金花的秘密”，指出中國人總能在對立雙方中保持平衡，這是“高等文化的標志”﹔相反，西方文明突出片面性，雖然總能提供動力，卻是“野蠻的標志”。英國哲學家羅素以其中國之行的親身經驗指出，“西方文明建立在這樣的假設之上，用心理學家的話來說是精力過剩的合理化……西方人向來崇尚效率，而不考慮這種效率是服務於何種目的”﹔“若不借鑒一向被我們輕視的東方智慧，我們的文明就沒有指望了”。辜鴻銘也指出，“歐洲並未在發現和理解真正的文明、文明的基礎、意義上下多少功夫，而是傾全力於增加文明利器”，他認為中國語言中“文明”從其文字構成來看，是由“美好和智慧”組合而成，“即美好和智慧的東西就是文明”，又說“在中國古代經典裡，‘文明’的真正含義在於‘秩序與發展’”。還有眾多中外思想家闡述了中華文明重情的特質，例如梁漱溟就認為，與西方重物理不同，中國人突出的是情理，“倫理情誼，人生向上”是中華民族獨特的民族精神。在“祛魅”的西方現代文明映襯下，中華文明這些特質恰恰能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獨特底蘊和魅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重要啟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文明理解的核心之處在於：基於人的生命實踐，以人、天下為原則，以行有所止的理性智慧追求美好生活。對“人”的領悟就是“仁”，而天下乃是由仁而化的天下，美好生活則是生命的理想狀態。從當今人類文明面臨危機的角度看，天剑狂刀私服页游，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文明的獨特理解恰恰是有原則高度的，具有跨越時空的永恆價值。

以“第二個結合”推進當代中國有原則高度的文明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