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传世之诗有三篇，分别是五言体和骚体的《悲愤诗》，以及乐府《胡笳十八拍》。北宋以来，便有这些作品是否为蔡文姬所作之争论。苏轼就觉得五言《悲愤诗》不像蔡文姬所作，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那时建安七子还没有开始写五言诗，蔡文姬不可能在他们之前。

虽然蔡居厚的《蔡宽夫诗话》反驳了苏轼的观点，但大文豪强大的影响力仍然渗透千年。直到近代梁启超指出：“这首诗与《十九首》及建安七子诸作，体势韵味都不一样，这是因文姬身世所经历特别与人不同，所以能发此异彩，与时代风尚无关。”算是间接回应了苏轼的疑问。

而作为战俘的蔡文姬，更是因为其女性身份，遭遇了近千年的指指点点。

《史通》的作者刘知几就质疑范晔的治史标准，他说秦嘉之妻徐氏，毁形不嫁，才是“才德兼美者也”，而董祀妻蔡氏，为胡人生了孩子，受了胡人侮辱，只能是“文词有余，节概不足”。但徐氏这样从一而终、贞烈寡妇之典范不能入选，而选了蔡文姬这种文采焕然却失去节操的女人，“列女”的标准是什么？

南宋诗人林景熙题画诗《蔡琰归汉图》：“惜哉辨琴智，不辨华与夷。纵怜形势迫，难掩节与亏。”意思是，蔡文姬能辨琴，怎么分不出胡人与汉人？

宋人刘克庄就更加刻薄，对于《后汉书》中蔡文姬默写父亲藏书的那段，他说，蔡琰对曹操表示“男女之别”，却不能免为胡人之妻，犹如《孟子·尽心上》所说，不服丧三年，却计较三五个月的缌麻、小功等丧服，简直不明轻重。

朱熹的《楚辞后语》倒是收录了《胡笳十八拍》，也承认其为蔡琰所作，但他专门说明“今录此词，非恕琰也，亦以甚雄之恶云尔。”他并不是宽恕蔡文姬的失节之耻，只是为了批判写《反离骚》的扬雄，还不如一个女流之辈。

从历史上来看，越是认真、忠实地实行这些观点、训条的女性，就越没有活路。即使才华如蔡文姬、李清照，也难以摆脱其性别的从属身份，和因亡夫或数嫁引发的道德审判。直到近代公开出版的文学史中，才不见有人以“不能死节”来贬损责难蔡文姬。

但也有人抛开性别偏见与节操滤镜，以集句、模仿的形式向蔡文姬致敬。王安石开创了宋代文人《胡笳十八拍》创作集句诗的先河，除了引用蔡琰的原诗，他还用杜甫等人的诗重组，为蔡琰的“以诗为史”代言。直至清代，诗人沈德潜甚至为蔡琰找到杜甫当“继承人”，把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视为《悲愤诗》的续作。

书法史上的蔡文姬也是不能忽视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宋代刻帖中疑似她留下的这两句。古今书论在讨论八分书体时，都会援引《古今书苑》中蔡文姬的话：“臣父造八分，割程隶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

明代谭元春《古诗归》里注：“一别经史胸中，一双古今明眼，作此辱事，读其所自言，又觉不忍鄙之，反增怜惜而已。”在世时历尽悲惨遭遇，死后更是饱受嘲讽，蔡文姬的悲怆与苦难，唯有文字能够铭刻。

历史的洪流之中，个人的命运不堪一击。但即使是太平盛世，也有“屈贾谊于长沙”“窜梁鸿于海曲”，即使生逢乱世，也有蔡文姬这样风华绝代的奇女子。她以乘风破浪的姿态在红尘里绽放，低吟浅唱着自己的绝世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