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之所以在经济发展遭遇困难，对外基本“封闭”的条件下积极发展互联网，主要基于如下四点考虑。第一，通过发展互联网确立和巩固朝鲜领导人的政治合法性与领导权威。作为有着海外留学经历的年轻领导人，金正恩的外语水平、国际视野、对新事物的开放包容态度，尤其是受信息技术教育的背景和对信息技术的理解掌握水平(16)，都使得朝鲜内部和国际社会一直对其充满期待，这些因素增加了金正恩的个人魅力和朝鲜当局的政治软实力。在确立金正恩为朝鲜最高领导接班人时，朝鲜主流媒体宣布，金正恩的贡献在于为朝鲜工业部门引进了电脑数控系统，利用信息科技改造了生产体系，尤其是军工部门，(17)并认为，“金正恩对尖端科技的掌握证明了他的卓越领导力”。(18)可见，信息技术水平和信息技术贡献成为年轻领导人顺利接班的重要政治资本。金正恩执政之后，一再强调发展信息科技的巨大作用，谋求促进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从向百姓普及手机，部分开放网络等措施看，年轻领导人展示了迎合新时代需求的形象。”(19)互联网发展对朝鲜当局并非可有可无，相反，其与朝鲜最高领导人的执政绩效、社会形象息息相关。与其他领域相比，信息科技和通讯工具发展进步(如“阿里郎”手机的推出，“三池渊”平板电脑的发售(20))更容易吸引眼球，网络政治传播产生的宣传效果更突出。信息技术发展和运用的任何可圈点之处，都已经成为朝鲜当局和最高领导人获得合法性和政治权威的来源。

　　第二，通过信息科技推进朝鲜经济社会发展。事实上，朝鲜发展信息科技的经济生产用途要远远大于其沟通联络功能。金正恩执政之后，力求快速将朝鲜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升级为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摆脱经济发展困境。他在2014年新年贺词中着重强调，“科研部门要解决在发展国家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方面需要解决的长远问题和当前面临的科技问题，突破尖端，开辟知识经济建设的捷径”。(21)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朝鲜把发展信息科技作为经济复苏的关键举措，一方面通过近年互联网教育和投资，培养出一支出色的信息科技人才队伍，能够承接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公司的信息科技外包项目，进行硬件服务和软件开发，获取外汇收入，并促进信息技术开发，推进技术创新;(22)另一方面，努力建设“光明网”丰富的数据库，在国内各个部门之间分享和扩散科技信息，并通过发展计算机数控技术(CNC)，提高产品标准化水平和国内生产能力，尤其是能源生产能力，为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必要保障。(23)按照金正恩的指示，2014年工厂要积极推进现代化、CNC化，提高原料和材料的国产化比重，实现生产正常化。(24)

　　第三，维持政权稳定、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是朝鲜当局制定互联网发展政策的重要考虑因素。发展互联网并非朝鲜当局的政策首选，天剑狂刀网页游戏公益服，一旦危及朝鲜政权稳定，任何政策选择都将在政权安全的压力下被排在次要位置。目前，朝鲜民间网络发展状况是：内联网大范围普及，手机、电脑等通讯媒介迅速发展，国际互联网连接却极为有限，受到严格管控。这种状态主要源于朝鲜内部政权稳定因素和外部意识形态压力。就朝鲜内部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朝鲜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困难时期，国际制裁、能源紧缺、粮食歉收、生活困苦，“苦难行军”实际上长期持续。朝鲜核试验、导弹试射、“天安舰事件”、“延坪岛事件”等引发的国际关注，不仅没有打开外交困局、获得更多国际援助，反而起到负面效果，使朝鲜受到更严厉的国际制裁和外交孤立。尤其是从金日成到金正日、金正日到金正恩的两次代际政权交接引发的政局不稳，迫使朝鲜官方采取密不透风的社会控制措施，与国际社会隔离、防止西方渗透颠覆、维持政权稳定成为首要任务。在这一背景下，朝鲜当局不得不采用“强控”手段进行政治统治和国家治理，并使之成为常态。这恰恰与互联网社会要求的开放性、渗透性和透明度格格不入。西方学者推断，一旦接入国际互联网，由于信息的跨国自由流动，朝鲜民众通过国际国内比较，难免会感受到社会现实和政治宣传之间的巨大反差，这将影响朝鲜政权的合法性，极有可能引发来自内部的政局动荡。(25)因此，尽管朝鲜几任领导人认识到互联网对推动经济社会和科技文化发展的巨大作用，但是在发展民间互联网的实践上依然犹豫不决、决策反复。就朝鲜外部而言，西方国家在冷战思维的驱使之下，一方面极力通过国际舆论“妖魔化”朝鲜，另一方面试图利用互联网对朝鲜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西方学者认为，朝鲜对国际压力是“免疫”的，只有互联网可以发挥微妙的作用，所以西方国家不能放弃这种努力。(26)美国强调，“网络自由”事关人权，朝鲜政府应当尊重和容忍自由表达、自由集会、批评政府的网络功能。(27)谷歌公司董事长施密特在2013年初也呼吁朝鲜政府让普通民众上网。他指出，朝鲜是数字革命中的“黑洞”，“现在是一个关键时期，朝鲜政府应当作出抉择，是要以开放的姿态进行网络普及，还是继续维持落后的现状”。(28)由于朝鲜互联网的低普及率和严格管控令西方国家的网络外交无计可施、成效不大，因而西方国家在对朝鲜进行严厉经济技术封锁的同时，却要求朝鲜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开放国际互联网。由此观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压力是朝鲜采取小心谨慎的互联网政策的重要外部原因和考虑因素。

　　第四，通过实施网络战提升朝鲜话语权和利益博弈能力。在国际互联网无政府状态下，网络越发达的国家，反而越脆弱;优势有多大，劣势就有多大;网络覆盖的范围有多广，被攻击的范围就会有多广。(29)这是典型的网络社会“两面性”。事实证明，一些国家国民经济、基础设施和军事机关对网络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国家往往成为网络攻击的主要受害对象。朝鲜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低网络覆盖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社会现代化，却同时避免了过于依赖网络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表现在国防安全上，朝鲜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数字落差”和“不对称劣势”反而转化为“不对称优势”，即其他国家很难利用国际互联网系统对朝鲜发动攻击，影响朝鲜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但是朝鲜却能通过发展网络战部队，有效渗透其他国家发达成熟、无处不在的互联网系统，产生巨大的政治和军事效果。因此，朝鲜一方面在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应用上极为谨小慎微，另一方面却不遗余力地大力发展军事网络战能力。虽然有效评估朝鲜互联网军事能力比较困难，但是可以对朝鲜的动机做出如下基本推断：其一，网络战成本低廉，影响巨大。与核武器研发、导弹试射等军事项目相比，网络部队的建设和使用成本更加低廉，对朝鲜目前的经济状况而言也更易于承受。同时，对美日韩的网络进攻从民用设施到军事设施，牵一发而动全身，具有跨国属性、整体影响和震慑效果。其二，朝鲜可以利用网络战的“不对称性”获得战略平衡。(30)大力发展网络战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朝鲜在军事力量上与美日韩的差距，提升朝鲜的获胜几率，这在未来的冲突中至关重要。其三，网络战具有隐匿性特点。一旦朝鲜借用其他国家服务器发动网络攻势，尽管受到怀疑和关注，也很难收集到确凿证据，从而可以免受国际制裁和谴责。(31)其四，朝鲜善于利用互联网吸引眼球，一方面谴责“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渗透颠覆和韩国、日本的“帮凶行径”，塑造自身的“受害者”形象，谋求国际同情和支持;另一方面制造地区紧张局势，最大限度获得利益博弈的筹码，争取美日韩的让步和妥协。其近期的主要做法是，或在《劳动新闻》和朝鲜中央通讯社网站上连篇累牍发布新闻，尤其通过新闻标题包装，猛烈批评美日韩对朝政策;或在优兔上发布关于朝鲜即将对美日韩发动打击的宣言等视频内容。朝鲜利用互联网的心理战手法已经产生了不小的国际影响。皮尤中心调查显示，36%的美国人比较关注朝鲜相关信息，朝鲜通过网络释放的信息成为影响美国民众的重要国际信息来源。(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