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说：“周人建立了一个由‘敬’所贯注的‘敬德’、‘明德’的观念世界，来照察、指导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正是中国人文精神最早的出现。”[7]这一说法虽说不错，却有轻忽天命信仰和巫术传统影响力的嫌疑。周公的确极大地凸显了受命者的主体责任，其“敬天保民”和因民情以知天命的思想，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民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奠定了民本论的理论雏形。但这些毕竟还不足以撼动天的主导地位，当武庚和三监之乱爆发引起西周社会普遍恐慌时，为了说服贵族，他仍不得不搬出“宁王遗我大宝龟”——用传统的占卜之法来证明周人的天命并没有转移[8]。周公思想所带来的人文之光，虽曾耀动一时，但还相当微弱，不足以照亮整个西周社会。

民为神主与得民者昌：天人关系的重置与重民论的滥觞

西周末年，持续的政治衰败和社会动荡，引发了百姓强烈的不满情绪，通过诗人的吟唱，由最初“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诗经·小雅·小弁》）的自怨自艾，演变成“先祖匪人，胡宁忍予”（《诗经·小雅·四月》）和“家父作诵，以究王訩”（《诗经·小雅·节南山》）的对祖先和周王的强烈质疑。天既然是主宰一切的，对自然灾害、人间不公、“我王不宁”等不幸的发生就难辞其咎，因此得出“浩浩昊天，不骏其德”（《诗经·小雅·雨无正》）的结论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些被后人称为“怨天尤人”的情绪汇聚成对天的善意和公正性的质疑，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自己与神灵的关系。由此周公由民情而知天命、强调人的主体责任等思想再度浮现，被发展成为“民为神主”和神“依人而行”等认识，从而重置了天与人的关系，在保留天命信仰外壳的前提下，极大地凸显了民的重要性，形成了天意由民意决定、并由民意呈现的社会共识。

公元前704年，楚国入侵随国。随侯认为自己一贯恭谨侍神，神灵一定会保佑随国。贵族季梁指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随侯虽恭谨侍神，却无视民众疾苦，造成了“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的局面，想获得神灵佑护是不可能的（《左传·桓公六年》）。公元前644年，宋襄公要用活人祭祀，司马子鱼反对，理由是：“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左传·僖公十九年》）这里的“民为神主”，当然不是在说民是神的主人，“主”是主使之意，表达的意思是神意依靠民意来表达。

这种认识，当时也表述为神“依人而行”“惟德是依”和“惟德是辅”。公元前672年，虢公命祝史祈求神赐给自己土地，史嚣由此断定虢必将灭亡。在他看来，“神，聪明正直而壶者也，依人而行”，虢公迷信神灵，不修内政，民心离散，又怎能不亡？（《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55年，晋借道虞国伐虢，宫之奇以唇亡齿寒为由建议拒绝。虞侯以为“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宫之奇反驳说：“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神所冯依，将在德矣。”（《左传·僖公五年》）

天明察秋毫、公正无私，其意志完全由民意所决定，统治者力行德政，就可以得到民意的支持。一旦失去了民众支持，国家就有覆亡的危险，“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晋国荀寅在政争失败后，指责太祝祭祀所用牺牲不够肥美，以致神灵不再佑护，太祝反驳说：“一人祝之，一国诅之；一祝不胜万诅，国亡不亦宜乎？”（《新序·杂事》）在太祝看来，在不行德政、失去民心的情况下，无论在祭祀活动中表现得如何虔诚，都不可能得到上天佑护。国家兴亡，取决于民众的态度，民众的态度又由执政者的行为所决定。正如周太子晋所说：“天所之崇之子孙，或在畎亩，由欲乱民也。畎亩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无有异焉。”（《国语·周语下》）

民意支持与否，决定着国家政权的存亡，民众的支持也是君主实现政治愿景和政策目标的决定性因素。这在春秋时已成为普遍的社会共识，相关说法在《左传》和《国语》中随处可见。例如，《国语·周语下》就说：“且民所曹好，鲜有不济者；其所曹恶，鲜有不废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也说：“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得到民的支持，就可以“作无不济，求无不获”，而失掉民的支持，就会“作则不济，求则不获”（《国语·周语下》），这就要求统治者必须想方设法笼络民心，争取民的支持。时人提出和讨论过“抚民”“亲民”“恤民”“安民”“利民”“惠民”“和民”等争取民众支持的方法，核心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要体察民情，与民同甘共苦，所谓“视民如伤”（《左传·哀公元年》），“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左传·昭公三十年》）；二是要施惠于民，改善民生，让民得到实惠。若“绝民用而实王府”（《国语·周语下》），就不可能得到民的支持。

君以治义与立君为民：国家目的的讨论与全民目的论的提出

淡化王朝兴亡由天命主宰的传统观念，认识到民作为一个整体，有足够的能力决定政治成败，标志着古代中国政治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崛起，其意义自不待言。认识到民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进而提出统治者的政治行为和政策设计，应以体恤民情、惠及民生为导向，固然能促使统治者实施更多的惠民措施，民众的地位和生存状况也会因此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是，这种思想毕竟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为了争夺权力或实现政权的长治久安而作出的策略性考量。“视民如子，辛苦同之”的目的，在于“将用之也”。故而这种思想只能称为重民论，民众仍被看作实现统治者政治愿景和政策目标的工具与“耗材”，并未成为政治存在和运行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