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多年前，笔者曾将历史上的民本论区分为两类，其中一种是政治原则意义上的民本论，并以“全民目的论”来描述之。参见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思维》，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35～338页。 [10]这样的说法由来已久，近年来仍有一些学论者坚持这一观点，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时亮、王兆芝：《民本思想的理论结构及其现代转化论纲》，《天府新论》，2016年第3期；夏澍耘：《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与超越》，《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刘水静：《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民本文化基础》，《湖北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11]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5页。 [12]李宪堂：《先秦儒家的专制主义精神——对话新儒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8页。 [13]孙晓春：《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观念转型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29页。 [14]徐复观：《汉代思想史》卷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2页。 [15]法家总体上持非道德主义和“君利中心”立场，故只能将民众作为实现以君主为代表的国家利益的工具，参见杨阳：《非道德主义与一元化社会控制体制的抟铸——法家政治思维理路、特征及其政治思想要旨》，马德普、威尔·金里卡主编：《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第四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杨阳：《韩非非道德主义政治思想述论》，《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2期。 [16]此观点可见于《论语·微子》：“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孟子·滕文公下》：“无父无君，禽兽也。”《荀子·劝学》：“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曾有多篇文章论及，如《试论孔子思想及其政教一体化思维》（《齐鲁学刊》1999年第1期）、《内在超越与内圣外王——孟子思想的政教一体化思维特征》（《管子学刊》1999年第1期）、《人本质预设与儒式专制主义政治理论》（《政法论坛》2002年第6期）等。 [17]孟子等儒家对圣人革命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杨阳、华川：《顺天应人：圣人革命》，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思维》，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 [18]关于孟子仁政主张的具体内容，参见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7～189页。 [19]参见杨阳：《极权政治的逻辑原点与价值基础——兼论有限政府在中国之建立》，《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20]杨阳：《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页。 [21]参见杨阳：《荀子政治思维及其对君权合理性的构建》，《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3期。 [22]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一〇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147页。 [23]唐甄：《潜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74页。 [24]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在《圣化与王化——政教一体化与王权主义政治秩序的泛化》曾有过较详细的论述，参见杨阳：《家国天下事——杨阳五十自选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 [25]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思维》，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99、305页。 [26]刘水静：《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民本文化基础》，《湖北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27]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96～97页。 [28]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3页。 [29]郭嵩焘，钟书河、杨坚整理：《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576页。 [30]孙晓春：《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观念转型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31页。 [31]郑观应：《盛世危言》，陈志良选注，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0页。 [32]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39页。 [3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56、7页。 [34]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影印本，第674页。 [3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2页。 [36]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影印本，第645页。 [37]《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12页。 [38]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奚瑞森、亚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前言第3页。 [39]孙晓春：《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观念转型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54页。 Traditional People-Centered Theory: Origin,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Dual Aspects Yang Yang Lai Boran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pprox. 1600BC—256BC),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promises of "nourishing the people" and "protecting the people", the rulers brought "people" into their philosophy of "ruling by the grace of the Heaven".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0BC—476BC), the general consensus that "those who gain the people prosper while those who lose the people perish" triggered strategic reflections on how to w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When the "valuing the people" theory originated, claims such as "setting the monarch for the people", "for the the people's consent" and "combat against tyranny" also appeared, which constituted another aspect of the people-centered theory. Chinese philosopher Mencius believes that "the people is important while the ruler least", which reflects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He enriched people-centered theory and highlighted its "Way" side as a political principle with the arguments that "the legitimacy a monarchy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eople's consent", supporting the legitimacy of resisting tyranny, and concretizing the channels to public opinions. However, his persuasion tactics to rulers reveal the aspect of " the art of winning the people". In Chinese history, both the people-centered theory and"valuing the people" theory have truly existed, and such people skops theory has influenced and shaped the concept of democracy in modern China. Keywords: people-centered theory, setting the monarch for the people, "the people is important while the rulerleast", civil right theory 责 编∕韩 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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